作者：沈小革 来源：收集整理 更新时间：2008-6-18
一、研究背景
据广州市社会力量办学协会统计, 截止于2002 年12 月, 广州市共有民办普通中学61所, 在校学生总数44953 人, 民办小学133 所, 在校学生112573 人, 民办幼儿园654 所,入托儿童87969 人, 其中70 %中小学和15 %的幼儿园主要服务于外来人员子女。全市现在有大约250 所外来人员学校, 从总体上看, 广州市75 %的外来学龄儿童在外来人员子弟学校上学, 25 %以借读生的形式就读于公办学校。近10 年来, 广州外来人员子女学校发展迅速, 分布在广州各城区, 特别集中在天河区、白云区、番禺区和海珠区等外来人口聚居的区域。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中, 这些民办的外来子女学校是如何运作的,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为此, 笔者对广州市人员外来子女学校进行了调查。我们共发出调查表500 份,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为3 —19 岁人口, 样本范围包括海珠区、天河区、黄埔区14 所外来人员子女学校。其中, 市一级学校1 所, 区一级学校4 所, 一般学校9 所; 完全小学4 所, 开设幼儿园的小学4 所, 9 年制学校6 所。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56 例, 有效率为91．2 %。
二、调查的主要发现
1. 作为外来人员子女上学主渠道的外来人员子女学校边缘化现象突出。这类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主要以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 学校所有收入、支出和办学回报都来源于学生各种收费。生源成为学校能否生存的决定性因素, 哪里有生源, 学校就开到哪里。调查发现, 学校有较多隐忧:
一是资金运作存在高风险。目前, 投资一所20 个班左右的学校约需200 —500 万元。85 %的办学者是向民间借贷获取办学资金, 利息高达二三分。现行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小学800 —1500 元/ 学期, 初中1000 —1800 元/ 学期, 以上费用包括学杂费、乘车费和午餐伙食费。一所学校规模为800 —2000 人, 外来人员子女学校一年总收入为200 —400 万元, 总支出不少于250 万元, 主要为场地租金、校车租金、教职工工资和学校正常运作的费用。需要5 —7 年才能回收成本。由于这类学校靠收取学费维持运转, 而投入借贷的利率高, 在资金运作方面存在高风险。
二是办学条件简陋, 安全隐患多。目前全市没有一家外来人员学校的校舍产权属于投资者所有, 大部分租用厂房办学, 条件简陋, 学校在校舍安全、消防安全、校车安全、食堂卫生等方面隐患较多。调查显示, 45 %的校车没有学生营运证, 25 %的司机使用假证, 52 %的校车超载。
三是管理模式落后。调查显示, 87 %的办学者以前从事建筑、采掘、仓储、运输、批发和贸易、餐饮等行业, 文化层次较低。26 %的办学者实现了跨区办学, 在广州市几个区开办2 —5 所学校。但在经营管理上, 大多未能摆脱家族式的管理模式, 停留在较低层次。
四是师资队伍不稳定。学校教师队伍不稳定, 数量不足, 尤其是高素质的教师非常缺乏。调查显示, 近五成办学者与聘任教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近六成学校没有为教职工购买社会劳动保险; 只有55 %的民办学校教师具备教师资格, 其中本科学历的教师不到15 %。加上待遇偏低, 教师月工资为800 至1500 元, 寒暑假只发基本工资, 教师流动性大, 每年有5 % —10 %教师自然流失。再加上部分学校非法办学的问题突出, 未经审批开设学前班、初中部, 致使总体上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五是竞争无序, 盲目招生。目前办学者为了争夺生源, 常常大打价格战, 造成了恶性竞争。调查显示, 100 %办学者认为学校的生存取决子生源; 85 %办学者认为招生存在无序状态, 存在隐患; 65 %的办学者对学校的远景规划缺少信心, 认为一旦招生出现问题或经营管理出现问题, 学校可能就马上关门, 甚至同时在几个区发生连锁反应, 引发社会问题。
2． 外来人员子女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存在困难。社会学者认为,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社会分化中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 它具有将未成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 具有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调查显示, 外来人员子女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 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 离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还有很长的距离。作为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 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度, 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但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外来人员子女则不然, 代际间存在文化差异, 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 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 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 容易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 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 第二代移民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 他们的融合过程与其社会化存在不同步现象, 对其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调查中, 我们设计了一项多元变量调查, 对外来学龄儿童与当地社会整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对广州的认同程度作为因变量, 自变量主要分为: 自身特征、家庭背景、迁出地的社会背景、迁入地的环境四类, 进行了多元Logistic 回归分析(见表1) 。从自身特征看, 表中以年龄和性别作为变量, 年龄变量的作用显著(sig1 = 01010) , 说明年龄越大, 外来学龄儿童与当地社会整合效果会较差。从迁出地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看, 表中以户口性质为主要变量, 在方程中, 户口性质的两种类型在0110 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农业户口的sig1 = 01022 ;非农业户口的sig1 = 01055) , 且系数均为负值。这说明, 只要外来学龄儿童意识到有户口问题存在, 就会把自己与当地社会区分。对迁入地生活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调查, 表中以语言是否受到歧视等作为主要指标, 方程中sig1 = 01041 , 非常显著, 说明如果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歧视, 就会造成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调查还发现, 56 %的孩子不想在城里读书, 觉得与城里小孩不一样; 八成小孩有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的期望; 近八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已感觉到了城市孩子与自己的差别, 同时在城市壁垒面前感到这种差别很难逾越。调查还显示, 65 %的学生担心在社会上受到歧视, 对流入地社区缺乏认同, 对老家充满依恋和难舍; 41 %的学生更喜欢老家; 39 %的学生说不清喜欢广州还是老家; 喜欢广州的只有20 %。38 %的学生上学呈现出小群体性, 以一个家庭或亲属、老乡的子女结成群体的形式入学, 以便相互能够照应。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调查显示, 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 打架现象突出。
3.公办学校与外来人员子女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 形成了两者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 这类学校存在学校硬件设施严重不足, 办学条件达不到基本要求的现象。35 %的投资者承认有把办学收益用于其他开支。笔者曾到广州市最大的外来人员子弟学校海珠区康乐学校进行调查, 该校是信孚教育集团1997 年创办的一所专门招收外来人员子女的学校, 建筑面积为5000 平方米, 有52 个班3000 多名学生。近日学校在接受区教育部门的督导评估时发现, 连续四年办学硬件与相关标准存在较大的差距, 存在着办学安全和教学质量的隐患。受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影响, 外来人员学校基本无法享受当地财政的支持, 完全依靠收取学生的学杂费维持运作。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现状造成了公办学校与外来人员子女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巨大差距。目前, 外来人员子女呈现出“二低一高”现象(即入学率低、毕业率低, 辍学率高) , 2002 年广州市全市6 周岁子女入托率为86 % , 老城区为98 %以上, 外来人员子女入托率为60 %; 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为99．70 % , 外来人员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91．7 % , 8．3 %的外来人员适龄儿童处于辍学状态; 全市小学毕业率为100 % , 外来人员学校小学毕业率为95 %; 全市初中辍学率为1．41 % , 外来人员子女初中辍学率为12 %。调查还显示, 9 岁孩子中近20 %的还只在上小学一二年级, 学生高龄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今年3 月, 广州教育局第一次组织了包括民办学校在内的全市小学教学质量抽测, 成绩显示(见表2) , 外来人员子女学校与公办学校教学质量有较大的差距, 这类学校学生两级分化时间早, 分化程度高, 相当部分学生无法在教育质量上享受到义务教育的真正权利。教育社会学者认为, 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情况下, 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 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 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 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如果外来人员子女连义务教育的权利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 这势必固化和助长了城市社会中业已存在的阶层差别。
4. 外来人员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子女的教育有深刻影响, 造成了群体局限性的代际传递。
调查显示, 外来人员在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中, 其生存状况、工作状况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具有传递性, 对其子女的教育有深刻的作用。调查发现, 尽管这些外来人员长期工作、生活在广州市, 但一直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社会福利体系中, 无法享受“同城待遇”。调查表明, 9012 %外来务工者没有双休日; 他们当中有大约13 的人每星期工作超过56个小时; 八成以上(8115 %) 的外来务工者与工作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能得到“加班补贴”的仅占2913 %; 有“工伤补偿或工伤保险”的仅占2117 %; 能享有“产期工资”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 只有613 %。来自广东省总工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50 %的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不到800 元。广州市工会组织曾向外来工做过一次调查, 在被问及“您目前最需要的服务”时, 45 %的外来工选择了“谋得一份稳定满意的工作”, 远远高于“技能培训”、“医疗”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在广州, 89 %的外来工月收入尚未达到广州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外来工的收入远远低于广州市平均工资水平。珠三角地区, 农民工12 年来工资增幅只有68 元, 这些人群的消费能力极为有限。调查还显示, 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042 元, 其中2017 %月收入不足500 元, 月收入在500 —1000 元的占到了5413 %; 只有9 %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自己在广州已有一定的基础或自己创业, 年收入达到或超过了2 万元; 2 %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在广州买了房。这种外来人员工作和生存的状况对其子女的教育有深刻影响, 反映了与生俱来的个体差异在贫富分化比较明显的现实中, 具有传递性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教育中的深刻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低导致外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难以充分保证。据统计, 一名外来人员家庭给城市上学的子女付出的年费用为2000 —3000 元, 大约占外来人员总收入的1／4 至1／5 。二是外来人员家庭住所不固定导致其子女学习环境恶劣。除极少数个体工商户和投亲靠友的人员外, 93 %的外来人员在城市采取的是临时居住方式。调查中, 8 %的外来人员居住在建筑工地、菜地等临时用房; 63 %的外来人员居住于城中村, 广州市老八区的139 条城中村的20 多万间出租屋到处是他们的身影。三是外来人员工作流动性导致其子女学习系统性差。调查显示, 家庭式的外来人员主要从事的是服务业, 如修理、环卫、饮食, 贩卖蔬果、副食和家庭服务及建筑、搬运等脏、累、苦的工种, 进厂打工的只占29 %。31 %的学生一年内搬过一次家, 17 %的学生表示一年内搬过两次以上家; 87 %的学生转学一次, 45 %的学生转学两次, 23 %的学生转学三次以上; 83 %的学生家庭距离学校超过3 公里以上, 需要乘车上学。四是外来人员以地缘、亲缘为主要特点的社会关系导致其子女社会交往的局限性。调查发现, 外来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主形成的, 几乎所有的外来人员都与老乡频繁交往, 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只涉及业缘关系, 而缺乏情感的交流。这种状况导致其子女社会交往面狭窄, 适应当地先进观念、文化的程度较低, 心理压力大, 较难在心理层面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五是受父母户籍的影响无法在本地接受高中以上层次的教育。目前根据广州市高中招生政策规定, 外来人员子女升学不能在本地读高中, 即使通过择校, 高中毕业后也不能在广州参加高考。对绝大多数外来人员子女来说, 只有两条道路选择: 或者回家乡读高中, 或者开始务工。这样,极大地制约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六是外来人员处于求生存的最低阶段的状况使得外来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对其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就业期望不高。调查显示, 近八成家庭对子女期望值不高、疏于管教; 近七成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够; 近五成的家庭让子女入学, 仅仅是为了腾出时间打工、经商。调查还显示。八成家长表示“从来没有”或“不一定”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调查数据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简单的结论: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外来人员子女学校基本上满足了外来人员子女上学的需求, 但这种教育模式不利于帮助处于弱势的阶层和群体, 不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 代际间的传递性比较明显, 其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外来人员本身, 而是来自城市自身的排斥, 来自制度与政策的因素。这些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政府政策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其目标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义务教育应以公平为首要的价值定位, 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 促进社会融合。从这个角度讲, 建立新型的外来人员子女教育体制迫在眉睫。
原文来自中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数据库